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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用”与“无用”之间:多元巨型大学的内在冲突


  论文摘要:多元巨型大学是一个矛盾的组合体。大学之“用”是多元巨型大学崛起的主要原因。大学之“无用”是多元巨型大学蓬勃发展的基石。多元巨型大学之“用”与“无用”之间存在着深层冲突。在考虑多元巨型大学的学术功能和服务功能之间的关系时需要更加慎重。

  论文关键词:大学之用;多元巨型大学;克拉克·克尔

  一谈到大学的理念,至少有三个人是无法绕过的:一个是纽曼,一个是弗莱克斯纳,还有一个就是美国高等教育界的传奇人物克拉克·克尔。前两位学者关于大学理念的论述大致很少有误读的。但是,关于克尔的多元大学理念却存在不少误读之处。原因可能在于克尔对于高等教育思想的论述比较分散,并且自己对于多元巨型大学的理念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实质上,笔者认为,克尔的多元巨型大学理念存在着从初步建构到逐步完善的过程。而这些成熟(完善)后的多元巨型大学理念并没有整合在一篇文章之中,而是分布在不同的论文和论著之中,这无疑增加了解读的难度和误读的可能性。很多解读者往往只看到了表面,却未能抓住克尔多元巨型大学理念的精髓。例如,有学者认为,克尔的多元巨型大学理念的精髓在于“多元”。本文将还原克尔最真实的多元巨型大学理念。
  克尔在1963年哈佛大学戈德金讲座上第一次阐述了多元巨型大学理念。仔细研读过《多元巨型大学理念》这篇文章的读者应该不会否认这样一个观点:克尔在这篇章中虽然通篇只是对这种正在出现并将继续壮大的这种叫做多元巨型大学的机构的实然描述,但在字里行间透露着对这种“令人眩晕的变化”的乐观态度,甚至是赞同态度。但是,当讲座过后,他的演说“变成了学生活跃分子的靶子”,加之后来多元巨型大学出现了一些不可调和的矛盾,克尔改变了当初的态度。他在1972年序中写道:“学生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也是不欢迎这个新事物的病态的,而且是其中最早和最主要的批评者。”此后,克尔陆续出版了三卷本的高等教育著作。1991年出版了第一卷《美国高等教育的伟大转型:1960-1980》,1994年出版了第二卷《美国高等教育的忧患时期:20世纪90年代和以后》和第三卷《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21世纪的问题》。随着多元巨型大学疯狂的扩张以及暴露出来的问题和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克尔对于多元巨型大学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从“乐观”到“审慎重的乐观”再到“审慎的悲观”。从这些著作中,我们可以窥见克尔关于多元巨型大学理念的修正与完善。

  一、大学之“用”:多元巨型大学产生之源

  在1963年的演讲中,克尔用“多元巨型大学”一词描述当时的哈佛大学等研究型大学。在他看来,它们代表了一种新的大学模式,其直接的表现形式就是“多元”——目的、功能、服务对象等方面的多元。相比之下,传统的大学模式目的和功能相对比较集中。例如,纽曼笔下的牛津大学注重教学,强调“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旨在培养未来的绅士;弗莱克斯纳推崇的德国研究型大学模式以研究为首要目的,旨在发现新知识。多元巨型大学与它们都不同。在克尔看来,多元大学混合了历史上的多种模式——英国注重教学的本科生教育模式、德国注重研究的研究生教育和科研模式以及美国注重服务于当地社会的“赠地大学”模式。换句话说,在多元大学内,服务于多种目的和多种客户的各种活动并存,它们之间可能有一定的联系,但也可能没有什么关联,除了都使用同一个大学名称之外。
  那么多元巨型大学何以产生?并且在诞生之初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在全美迅速崛起并向全球扩张?克尔认为“历史是一个答案。与周围社会取得一致又是一个答案。除此之外,在保护、传播和探究永恒真理方面,它没什么有同道,在寻求新知识方面没有同道,在整个历史上服务于那么多先进文明的高等教育机构中也没有同道。”
  克尔的这段话至少包括两个层次。第一,大学这种机构本身就蕴含着“用”的种子。“用”在本文主要理解为实用、功用或者直接等同于“社会服务”。“多元巨型大学肇始于诸多历史线索。”克尔认为,多元巨型大学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当时的高等教育主要有三种传统,要么是专注于真理本身,如柏拉图的阿加德米学园(教学);或者是致力于修辞学以及其他有用的技能(社会服务)——这一般被认为是智者派所倡导的,柏拉图将他们安上一个持续至今的恶名“诡辩派”;还有一种就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科研)——有着专业学院和科学研究所的现在大学可以追溯到那里。可见,大学早已孕育了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者三大职能,并且三大职能的内在冲突古已有之,只是那时的冲突没有现代社会这么明显罢了。
  第二层含义是指,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大学之“用”越来越迫切——大学成为知识经济的中心和动力站。“知识前所未有的处在了整个社会活动的核心位置上。”社会要求大学“与周围社会取得一致”,要求大学扩展多元功能,于是一种叫做多元巨型大学的新型高等教育机构便呼之欲出了。大学开始走出象牙塔,开始走向社会的中心。大学原有的单一的职能再也无法满足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了。在克尔看来,“纽曼的万能通才人物一去不复返了”。在美国高等教育史上,有几次重大事件对多元巨型大学的崛起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首先是1862年林肯政府颁布的《莫雷尔法案》。该法案的主要内容为:联邦政府向各州赠拨一定数额的土地,各州须以此土地出售所得资金为资本,开办以讲授农业和机械制造工艺知识为主的专门学院,为州和地方培养技术人才,进而推动美国经济的发展。此后,社会服务职能开始脱颖而出,对形成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美国模式”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其次是联邦拨款大学的兴起。在“二战”和冷战期间,为了满足战争的需要,美国联邦政府资助一部分大学进行科学研究,并在这些大学里成立了许多实验室,如麻省理工学院的雷达实验室、芝加哥大学的阿尔贡实验室以及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劳伦斯放射实验室。巨额拨款为这些大学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尤其是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与哈佛大学同样的社会声誉。加之随后出现的以原子能、电子、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拉开了大学和军事、工业联合的序幕,致使大学的科学研究向多元化趋势发展。(发布时间:2012-01-01)